乌克兰：自由的代价
编者按：本文节选自哈佛大学乌克兰史学者谢尔希•浦洛基（Serhii Plokhy）的著作《欧洲之门：乌克兰史2000年》。谢尔希•浦洛基生于俄罗斯，长于乌克兰。该书英文版面世于2015年，中译版面世于2019年，故未提及最近几年的情况，但仍对理解当下正在发生的俄乌冲突有很大助益。
2014年2月20日清晨，博赫丹·索尔察尼克（Bohdan Solchanyk）搭乘火车从利维夫来到基辅。他是一名28岁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新锐诗人，在利维夫的乌克兰天主教大学任教，并正在华沙大学的一名导师指导下写作一篇关于选举实践的博士论文。索尔察尼克在2月的这个寒冷冬日踏上了基辅火车站的地面，但他旅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学术研究。此时基辅没有举行选举，却有一场革命正在进行。在2008年写下诗歌《我的革命在何方？》（“Where Is My Revolution?”）时，索尔察尼克就梦想着这一天的到来。他在诗中吐露了他这一代人对“橙色革命”在2004年许下却从未兑现的承诺的失望情绪。
此时的乌克兰已经发生了一场新的革命。2013年11月下旬，数十万人再次涌上基辅街头，要求改革，要求终止政府腐败，并与欧盟建立更紧密的联系。索尔察尼克感到他应该与基辅的抗议者们站在一起。2月20日是他第四次投身到这场革命当中，也会成为他的最后一次。抵达基辅仅仅几个小时之后，索尔察尼克和其他数十人丧生于狙击手枪口之下。索尔察尼克的死亡将让他成为“神圣百人”中的一员——事实上在2014年1月到2月被杀害的抗议者超过了100人。这场屠杀抹去了22年来乌克兰政治大体上的非暴力色彩，并在乌克兰历史上翻开了戏剧性的新一页。乌克兰人在苏联解体时以和平方式赢得了民主，在1991年12月以选票赢得了独立，然而此时它们都陷入了不仅需要言语和游行还需要武器来保卫的境地。
导致独立广场上的抗议者遭到大规模屠杀的诸多事件发端于2010年2月维克多·亚努科维奇——2004年独立广场抗议行动的主要目标——在总统选举中的胜利。这位新总统上台伊始就着手改变政治游戏规则。他的理想是建立一种强有力的威权政府，因此他竭力将尽可能多的权力集中到自己和自己的家族成员手中。他强迫议会取消了2004年修正案，将更多权力赋予总统府，由此修改了宪法。随后，在2011年夏天，他主导了一场审判，将他的主要政治对手、前总理尤利娅·季莫申科投入了监狱——罪名是她与俄罗斯签署了一份有害于乌克兰经济的天然气协议。在将权力集中于己并让政治反对派陷入沉默或退缩之后，亚努科维奇与他任命的官员开始专注于让统治集团变得更加富有。短短时间内，亚努科维奇、他的家族成员和他的党羽手中就积聚起巨额的财富，将多至700亿美元的资金汇入国外账户，由此威胁到乌克兰的经济和金融稳定。到了2013年秋，乌克兰已经处于债务违约的边缘。
随着反对派遭到镇压或收编，乌克兰社会再度将希望系于欧洲。在维克多·尤先科总统执政期间，乌克兰已经与欧盟就签署一份联系国协议（association agreement）展开了谈判，协议内容包括创建一个自由经济区以及放宽对乌克兰公民的签证政策。乌克兰人的希望在于：协议一旦签署，就能挽救和加强乌克兰的民主机制，对反对派的权利提供保护，并将欧洲的商业标准引入乌克兰，以制约发源于国家权力金字塔最顶端的猖獗腐败现象。一些寡头对总统及其团伙日益增长的权力感到恐惧，希望通过建立透明的政治和经济规则来保护自己的资产，因此对与欧盟的联系国协议表示支持。大型企业也希望能进入欧洲市场，而且它们还担心一旦乌克兰加入俄罗斯主导的欧亚关税同盟，自己就会被俄罗斯竞争者吞噬。
一切已经准备就绪，协议定于2013年11月28日在维尔纽斯举行的欧盟峰会上签署。然而，就在峰会召开前一个星期，乌克兰政府突然改变了方向，提出推迟签署联系国协议。亚努科维奇来到了维尔纽斯，但拒绝签署任何文件。如果说欧洲领导人们对此感到失望的话，那么许多乌克兰人感受到的则是愤怒。政府违背了其一年来许下的承诺，让乌克兰加入欧洲的美好愿望受到挫折。那些在玛伊当扎营抗议的男男女女所感受到的正是这种情绪。他们大多是年轻人，在政府宣布拒绝签署协议后于11月21日傍晚来到这座广场。亚努科维奇的助手们试图尽快结束抗议，以免引发一场新的“橙色革命”。11月30日夜间，防暴警察对在玛伊当扎营的学生发动了野蛮的攻击。乌克兰社会无法容忍这样的行径。第二天，超过50万基辅人——其中包括被警察殴打的学生的父母和亲友——涌入基辅市中心，将玛伊当及周边地区变成了一个不受腐败政府及其警察力量控制的自由王国。
这场运动一开始只是加入欧洲的呼吁，如今却演变为一场“尊严革命”。它将各种彼此歧异的政治力量——从主流政党中的自由派到激进派，乃至民族主义者——联合起来。2014年1月中旬，在为时数周的和平抗议之后，流血冲突开始爆发。冲突一方是警察和政府雇用的暴徒，另一方是抗议者。暴力于2月18日达到高峰，在3天内造成77人死亡，其中有9名警察，68名抗议者。屠杀在乌克兰和整个国际社会都引发了巨大震动。招致国际制裁的可能性迫使乌克兰议员们把对总统报复的恐惧抛在一边（许多议员担心制裁同样会损及自己的利益），通过了禁止政府使用武力的决议。议会站在了亚努科维奇的对立面，防暴警察也撤出了基辅市中心，这迫使亚努科维奇于2月21日夜间逃离了革命的基辅。玛伊当上一片欢腾：暴君已经逃跑，革命已经胜利！乌克兰议会投票罢免了亚努科维奇的职务，任命了代总统，并组建了一个由反对派领袖们领导的新临时政府。
基辅发生的抗议是由外交政策问题引发的大规模群众动员，这并不寻常，也让政治观察员们感到震惊。抗议者们希望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并反对乌克兰加入俄罗斯主导的关税同盟。
俄罗斯主导乌克兰的想法是独立广场上发生抗议的一个重要因素。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他从2000年就开始领导俄罗斯政府，先是作为总统，然后作为总理，接着再次成为总统——曾在公开谈话中将苏联的解体定性为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在他于2012年重返总统办公室之前，普京曾宣称重新整合后苏联空间是他最主要的任务之一。与1991年时一样，这个空间缺少了乌克兰就将是不完整的。普京在2004年和2010年的乌克兰总统选举中都支持亚努科维奇。他希望后者能加入俄罗斯主导的关税同盟——那是未来更全面的后苏联国家经济和政治联盟的基础。亚努科维奇对俄罗斯做出了妥协，将俄罗斯在塞瓦斯托波尔海军基地的租期延长了25年，但他并不急于加入任何由俄罗斯主导的联盟。相反，为了抵消俄罗斯不断增长的影响和野心，亚努科维奇慢慢地倒向与欧盟的联合，并准备签署协议，然而他的尝试没有成功。
俄罗斯在2013年夏天做出回应，对乌克兰发动了一场贸易战争，并将本国市场对部分乌克兰商品关闭。俄罗斯在阻止乌克兰倒向西方的努力中使用了“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胡萝卜包括承诺向乌克兰提供150亿美元的贷款，以使资金匮乏、腐败丛生的乌克兰政府免于迫在眉睫的债务违约。第一笔钱在亚努科维奇拒绝签署欧盟联系国协议之后汇入乌克兰，然而独立广场（玛伊当）上的抗议让克里姆林宫改变了计划。乌克兰安全部门在后来进行的一次调查称，那些在独立广场上开枪的狙击手打死了对立双方的数十名人员，并最终导致了总统亚努科维奇的倒台。
2月26日夜，也就是4天之后，一群身着无标识军装的人夺取了克里米亚议会的控制权。据说，在他们的保护和俄罗斯情报机构的作用下，一位亲俄党派的领袖成为克里米亚的新总理——该党在前一次议会选举中仅获得4%的选票。随后俄军与行动之前至少一周就从俄罗斯联邦遣入克里米亚的雇佣兵和哥萨克部队一道，在当地招募的民兵配合下将乌克兰军队封锁在他们的基地内。当乌克兰新政府正忙于控制此前忠于亚努科维奇的警察和安全部队之际，克里米亚的新政府仓促组织了一次决定克里米亚命运的公投。新政府切断了乌克兰电视频道的信号，阻止乌克兰报纸向订户投递，并对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进行大肆宣传。公投的反对者——其中有许多是少数民族克里米亚鞑靼人——遭到恐吓或绑架。
2014年3月中旬，克里米亚公民被要求前往投票站决定是否与俄罗斯重新统一。这场公投的结果让人想起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投票——那个时代公布出来的投票率高达99%，而支持官方候选人的票数差不多也是这个数字。组织者声称这一次有97%的选民支持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在塞瓦斯托波尔，当地官员上报的亲俄选票数量甚至高达注册选民人数的123%。克里米亚新政府公布的投票率为83%，但根据俄罗斯总统府下辖的人权委员会的说法，只有不足40%的注册选民参加了投票。3月18日，也就是公投之后两天，普京号召俄罗斯议员们将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以实现历史的正义——此举可以部分弥补苏联解体为俄罗斯带来的损失。
基辅的乌克兰政府并不承认这次公投，却对之无能为力。由于国家仍处于“尊严革命”的政治混乱所造成的分裂之中，乌克兰政府不愿冒战争的风险，遂下令让其军队从半岛撤离。俄罗斯联邦的军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曾在车臣长期作战，并在2008年执行了俄国对格鲁吉亚的战争，而乌军多年来一直资金不足，也没有战争经验，无法与前者抗衡。此外，基辅还忙于阻止莫斯科在乌克兰国内其他地区制造的动荡。克里姆林宫要求实现乌克兰的“联邦化”，其内容包括每个地区都拥有对中央政府签署国际协议的否决权。俄罗斯想要的不仅是克里米亚，它还对乌克兰东部和南部从上到下各个社会阶层进行操纵，力图阻止乌克兰向欧洲靠拢。
顿巴斯是乌克兰经济和社会问题最多的地区之一，作为从前属于苏联、现今属于乌克兰的铁锈地带[插图]的一部分，顿巴斯依赖中央的大量补贴才能维持其日薄西山的煤矿产业。该地区的主要中心顿涅茨克是唯一一座俄罗斯人口占相对多数的乌克兰大城市——其俄罗斯族人口占比达48%。许多顿巴斯居民仍对苏联理念和符号怀有感情，还保留着象征当地苏联身份认同的列宁纪念碑（“尊严革命”期间，乌克兰中部的列宁纪念碑大部分被夷为平地）。正是通过对其掌控的乌克兰东部选区的动员，通过对东部与中部（更不用说西部）之间的语言、文化和历史差异的强调，亚努科维奇总统的政府才得以上台并维持权力。亚努科维奇政府声称东部占统治地位的俄语正受到来自基辅的威胁，而当地关于伟大卫国战争的历史记忆也同样如此——据称它因西乌克兰那些乌克兰反抗军的赞扬者而处于危险之中。语言上的分裂和历史上的对立的确在乌克兰东部和西部之间造成了芥蒂，然而政客们为了赢得选举，将这一分歧夸大，使之远远超出了其实际上的重要性。这种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干预创造了良好的土壤。
2014年4月，许多准军事部队出现在顿巴斯地区。到了5月，这些部队已经控制了当地大部分中心城镇。被罢免的总统亚努科维奇利用其残存的政治关系和丰富的财政资源在自己的家乡制造动荡。这位流亡总统雇用的团伙对支持基辅新政府的人发动攻击，而腐败的警察则向这些团伙提供潜在受害者的名字和住址。当地上层也参与进来，为首的是乌克兰的巨富寡头里纳特·阿赫梅托夫，被罢免的亚努科维奇是他的生意伙伴。他们的目的在于以所谓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分别对应顿巴斯工业地区的两个州）为名，将顿巴斯变成自己的领地，以保护他们不受来自基辅的革命性变革的打击。然而他们失算了。到了5月底，他们对当地的控制权已经落入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和当地激进分子之手，而这些人发起了一场反对寡头的革命。与基辅的情况一样，顿涅茨克人同样受够了腐败。然而不同的是，许多顿巴斯人将希望寄托在俄罗斯而不是欧洲身上。他们想要的不是市场经济，而是一种苏联时代的国家计划经济和社会保障。如果说基辅独立广场上的抗议者们将自己的国家视为欧洲文明的一部分，那么东部的亲俄暴动者则以一个更广大的“俄罗斯世界”的成员自居，并将他们的斗争视为对受到堕落的西方欧洲威胁的东正教价值的保护。
乌克兰失去了对克里米亚的控制，顿巴斯陷入了混乱，而俄国人还在哈尔基夫和敖德萨施加影响。这让乌克兰社会再次动员起来。包括许多曾参与过独立广场抗议的人在内，成千上万的乌克兰人加入了军队和新组建的志愿部队，向俄罗斯主导的东部叛军开战。由于政府只能为士兵们提供武器，乌克兰全国各地出现了许多志愿者组织。他们四处募捐，购买给养并送往前线。乌克兰社会负担起了乌克兰国家无法履行的责任。根据基辅社会学国际研究所的数据，从2014年1月到3月，乌克兰成年人口中支持独立的比例从84%上升到90%。希望乌克兰加入俄罗斯的人口比例则从2014年1月的10%下降到同年9月的5%。即便是在顿巴斯地区，被调查者中大部分人也认为他们的家乡是乌克兰国家的一部分。从2014年4月到9月，顿巴斯地区被调查者中支持顿巴斯独立或加入俄罗斯的“分离主义者”的比例从不足30%上升到超过40%，但从未达到多数。这种状况让大部分亲欧乌克兰人怀有保住这些领土的希望，但也表明建立一种共同的国家认同将会多么困难。
乌克兰选民们在2014年5月的总统选举中展示出了他们的政治团结，在第一轮投票中就将彼得罗·波罗申科[插图]选为总统。49岁的波罗申科是乌克兰最显赫的商人之一，曾经积极参与独立广场上的抗议活动。随着推翻亚努科维奇造成的合法性危机的结束，乌克兰终于可以开始应对公开的和潜藏的侵略活动。7月初，乌克兰军队取得了第一次大胜，解放了斯拉维扬斯克[插图]——这座城市曾被著名的俄国指挥官、前军事情报机构中校伊戈尔·吉尔金（斯特列尔科夫）[插图]作为自己的总部所在地。为了阻止乌军的前进，俄罗斯人铤而走险，开始向反政府军提供包括防空导弹在内的新装备。
8月中旬，分裂主义者建立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处于溃败边缘之际，莫斯科加强了进攻力度，将正规军与雇佣军一道派上了战场。克里姆林宫让这两个自立的共和国免于崩溃，却没能实现原先那个建立“新俄罗斯”的计划——计划中的“新俄罗斯”是一个东至顿涅茨克、西至敖德萨、由俄罗斯控制的政治体，将能为俄罗斯提供一条通往克里米亚的陆上通道。此外，俄罗斯也没能阻止乌克兰加强与西方的政治经济联系。乌克兰拒绝放弃任何领土，也拒绝放弃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融入西方的目标；俄罗斯则拒绝任由乌克兰脱离其势力范围；而西方虽然关注国际边界受到的威胁，却在何为遏制俄国人的最佳策略问题上陷入了分歧。这一切让乌克兰东部的战争变成了一场结局遥遥无期的漫长冲突。
截至2015年春末，顿巴斯地区的战事已经夺去了近7 000人的生命，并造成超过1.5万人受伤。逃离家园的人数则多达近200万。此外，随着那些不被国际承认的顿巴斯地区共和国逐渐进入“封冻冲突”[插图]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困境，约400万人被困在这片无主之地上。为了融入欧洲的前景，这样的代价是否过于高昂了？也许是的。然而，在当下的这场冲突中，受到威胁的是乌克兰及其大部分民众与欧盟所共享的价值观——民主、人权和法治，而不仅仅是可能的欧盟成员国地位。除此之外，乌克兰的国家独立和乌克兰民众自由选择其国内和外交政策的权利也面临危机。许多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地的人民一直在这样的价值观和理念激励下追求自己的和民族的自由。
乌克兰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它在保卫自己的统一和主权的同时还需要对自身的经济、政治和法律体制进行改革。然而它在这项任务上取得成功的希望也在不断增加。乌克兰人民的创造性和决心是这种希望的最大前提。2015年夏，乌克兰经济发展部发布了一个面向国际投资者的乌克兰宣传片。这个国家的传统优势——农业——在宣传片中得到了强调。乌克兰拥有的肥沃黑土占全球总量的33%，还是世界第二大粮食出口国。然而，乌克兰的智力资源更令人印象深刻：乌克兰全国的识字率当前已达到惊人的99.7%，可能是全球教育水平第四高的国家。每一年，乌克兰的高等院校都培养出64万名毕业生，其中13万人主修工程学，1.6万人主修信息技术，5 000人主修航空航天技术，这令乌克兰成为中东欧地区的软件工程中心。
对乌克兰而言，它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继续存在、作为一个民族的独立，以及它的政治体制的民主基础，都因俄乌冲突而蒙上了巨大的阴影。因这场冲突而同样陷入疑问的还有乌克兰的民族建构道路的性质——其中包括历史、族群、语言和文化等因素在乌克兰政治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地位问题。这个国家的公民来自不同族群，说不同的语言（尽管往往可以自由切换），属于不同的教会，居住在各个迥然不同的历史地区。这样一个国家不仅要抵抗一个军事上强大得多的宗主帝国的进攻，还要抵抗后者对所有说俄语或信仰东正教的人提出的忠诚要求。它是否有成功的可能？
俄罗斯想要以语言、地区和族群边界来影响乌克兰。尽管这种策略在部分地区起了作用，但乌克兰社会主体仍旧团结在这样的理念周围：乌克兰人是一个行政和政治上统一的多语言、多文化国家。这一理念从乌克兰遍布荆棘，甚至往往是悲剧性的内部分裂历史的教训中得来，其基础则是乌克兰的不同语言、不同文化和不同宗教许多个世纪以来的共存传统。
本文作者谢尔希•浦洛基（Serhii Plokhy）是哈佛大学乌克兰史教授、哈佛乌克兰研究院院长，生于俄罗斯，成长于乌克兰，专攻东欧思想、文化、国际关系史，著有《雅尔塔：改变世界格局的八天》《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的台前幕后》《切尔诺贝利：一场核灾难的历史》等十余部专著，所获众多奖项包括美国乌克兰研究学会著作奖、表彰俄罗斯思想文化史佳作的新历史奖，以及非虚构类两大标杆奖项莱昂内尔•盖尔伯奖与贝利•吉福德奖。
尽管乌克兰是整个世界地缘政治不可或缺的一环，但中文世界关于这一题材的书，不是浅尝辄止，就是缺乏深度与洞察。
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这本《欧洲之门：乌克兰2000年史》，谢尔希•浦洛基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当事人，他把切身感受融入到这本《欧洲之门》中，以同情的理解述说千年来乌克兰在东西方的夹缝中所经历的起起伏伏，为理解东方与西方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补足了拼图上缺失的一块。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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